摘要：2014年下半年，对于河南农民党永富来说，是极不平静的半年，也是极不平凡的半年。这几个月里，有激动、有兴奋、有憧憬。短短的半年时间，更是让他深刻体会到了责任和担当。 2014年7月，党永富赴美国纽约，受邀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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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联合国讲坛的中国农民
2014年下半年，对于河南农民党永富来说，是极不平静的半年，也是极不平凡的半年。这几个月里，有激动、有兴奋、有憧憬。短短的半年时间，更是让他深刻体会到了责任和担当。
2014年7月，党永富赴美国纽约，受邀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城市化与绿色创新专题会议”，并就全球生态污染治理作了大会发言。他发明的大力士肥料促进剂、新型肥料减量技术、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新型除草剂副作用及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已通过了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高级别专家鉴定。
8月，党永富在印尼巴厘岛“第六届联合国文明全球论坛”上做了大会发言，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第68届大会主席约翰·威廉·阿什，联合国第66届大会主席、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的关注和接见。潘基文称赞党永富是第一位在联合国推动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的人，他说：“过去联合国对生态安全只做些研究工作，今天有党先生你的加入，我们已进入实质性的生态治理，让世界生态污染治理迈进了一大步，未来您将会成为人类的英雄。”
9月，党永富赴斯里兰卡科伦坡，应邀参加第七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同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政要一样，受到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的家宴款待。拉贾帕克萨总统为党永富签名留念，称赞他是世界农民的杰出代表。
10月，党永富被聘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与保护委员会委员。
11月，党永富在四川成都参加“生态文明·创新驱动”年会和高峰论坛，并当选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陈宗兴在致辞中表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这就是党永富2014年下半年的时间表。紧张、忙碌、充实。
由党永富研制、中国提交的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被第四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泛太平洋农药科学会议和全球法规一体化国际研讨会三会合一的国际大会，评为国际农药与环境安全一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党永富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生态安全基金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生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文明促进会理事，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河南工程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安全工程系统建设与农资次生灾害污染研究治理工作。
抛开以上这些，党永富只是河南省商水县的一位普通农民。在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党永富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付出。
党永富生于河南省商水县，是一个苦水里泡大的人。他是一个执着梦想的人，遭遇无数次失败，不放弃；经过多少遍磨难，不低头。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为求生计到砖窑场、建筑工地做苦力；痴迷于除草剂副作用研究，借钱办厂，拜师攻关，只身远赴西北高原做实验；厂子破产时穷困潦倒，还不起债时被人羞辱……在他48年的人生履历中，满是坎坷与艰辛。
党永富没有被困境和挫折打倒。这位农民出身的草根专家却创造了惊人的社会价值：他获得的发明专利“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每年可为我国增产可观的粮食。他发明的“奈安大力士”肥料残留灾害防控技术，通过喷施土壤与叶面，减少一次追肥的节肥增效生物技术，减少了肥料对粮食、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他还发明了治理重金属残留的“金不染”重金属固化剂。为此，业界称他为“揭开除草剂‘伤疤’的第一人”。他是我国从农民到荣获世界环境安全一等奖的第一人、国家农药残留降解国际专利战略研究首席专家，2012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荣誉背后，有传奇。更多的，是一颗对土地、对粮食安全的赤子忧心
今年4月17日，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这是我国开展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时间从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是造成其周边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尾矿渣、危险废物等各类固体废物堆放等，导致其周边土壤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导致交通干线两侧土壤铅、锌等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农业生产活动也是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导致耕地土壤污染。
资料显示，仅就耕地修复而言，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底称，全国有5000万亩耕地中重度污染，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亿元，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一旦要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钱从何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经济效益不好的农耕地修复，难度更大。
党永富认为：土壤和地下水修复都只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关键还在于现阶段的防控。早在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提出了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重点强调的就是“土”要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要标准化施肥、施药，实现环境污染在农业生产过程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也从传统农业走向了化学农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耕种田地越来越依赖农药化肥，施用过量的化肥农药造成土地土壤酸化。过量地滥施化肥，使土地像人吸毒一样。原来每亩地施40～50公斤化肥，现在就要达到150公斤，蔬菜更是达到每亩300公斤。而实际上，肥料真正被土壤吸收的只有2%，其他的不能被土地吸收，随着地下水渗出，再流到河里，由于亚硝酸盐含量高，致使土壤板结，河里连鱼儿都没法生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粮食逐年减产的“癌症田”。
党永富说，除草剂是一把双刃剑。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在自家责任田的试验中得出结论：除草剂除草，省工省时，但与手工除草相比是减产的。除草剂不仅影响当茬作物生长，还会产生残留影响后茬作物生长。
为了解决除草剂副作用问题，党永富呕心沥血16年，可谓吃尽苦头。他领办的河南奈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寻找农药污染安全解决之道，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乔传令博士等专家的配合帮助下，在青海省植保站、青海省草原工作总站的支持下，他终于在2006年取得突破，准确找到了降解菌与除草剂混合使用的最佳安全配比，并利用定向诱导控时技术，实现了可和除草剂一起混用，既不影响除草效果，又能预防除草剂副作用。这项技术获得了6项发明专利。
党永富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8亿亩耕地，假如除草剂添加剂应用面积达到15亿亩次，如果每亩地增产100斤，中国一年就可以增产1500亿斤粮食。如果按每人每年消费400斤粮食计算，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解决3.75亿人一年的口粮，国家有了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有粮国乃安。于是，他为自己研发的产品取名“奈安”。
除草剂存在着显形之灾、隐形之灾和残留之灾，如果使用过量就可能打死庄稼苗，救不过来；后茬庄稼种上活不了，是因为除草剂残留没有消除。因为3～5年内不能改茬，大豆原来可亩产500斤，现在只能收获70斤，像这样的田地在东北被称为“癌症田”。党永富利用奈安除草添加剂，已经累计治理因除草剂残留造成的“癌症田”2000多万亩，2014年在黑龙江黑河地区通过签约已成功治理了150万亩“癌症田”。农作物在用了除草剂后会影响7～15天不生长，在“春争日、夏争时”的关键时节，停长几天就会影响产量。党永富通过试验对比发现，过量施用除草剂的可能会造成减产10%，而用了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后，可以挽回10%。
党永富介绍，这种安全剂的主要成分是高活性的降解酶蛋白，能够降解土壤中除草剂及其他农药残留的有机磷分子，使其不溶性的剧毒成分瞬间分解为无毒、可溶于水的小分子，恢复微生物的生产环境，促进土壤生态平衡，防治土壤板结，提高其保水保肥能力，使土壤恢复生机，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实现作物安全生长。
2006年8月，黑龙江、河南等省的农药鉴定专家对奈安的使用效果进行详细调查后作出鉴定，认为奈安生物降解剂能缓解除草剂的药害和残留，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中央电视台等6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农业创新成果。2007年1月，河南省科技厅委托以李俊贤院士为主任委员的9位专家，对该项技术进行成果鉴定。鉴定结果是，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属国际领先技术，具有巨大的推广价值。2008年7月，该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09年，河南奈安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因该项技术承担了国家发改委高技术示范工程。2010年，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被认证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12年9月20日，由党永富研制、中国提交的奈安—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被第四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泛太平洋农药科学会议和全球法规一体化国际研讨会评为国际农药与环境安全一等奖。
2007年以来，由党永富提供产品、提供科研经费在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等全国8个省市试用奈安防控剂。这些地方的植保站、农技推广站、农户试验田接连传来捷报：奈安牌防控剂增产效果明显，同时消除了除草剂药害和残留。
2011年，黑龙江垦区组织开展了以奈安除草剂安全添加剂为主、以两个科研所和18个农场科技园区为基地、六大作物（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甜菜、甜叶菊）、44项次的绿色投入品联合试验示范，经各基地120多名科技人员的辛勤工作后得出结论：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既无污染、不影响除草效果，又有明显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双重功效，投入产出比在1∶10以上。尤其是甜菜，应用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以后，不但产量提高，含糖量也提高了1个百分点。仅此一项，每公顷甜菜可为糖厂增加收入约4000元。2011年，黑龙江省海林农场种植甜叶菊1.3万多亩，其中有600亩因受前茬除草剂残留影响发生药害，导致叶片枯萎，生长受到严重抑制。7月23日，黑龙江农垦牡丹江管理局海林农场甜叶菊受到药害，中国绿协绿办副主任刘文举当即确定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党永富立即通知公司紧急发货，无偿提供救助品，一场甜叶菊除草剂药害救助行动就此展开。此次救助行动，施药期已是7月下旬，时间偏晚，如果施药期提前，成本可以大幅度减低，效益还会提高。这表明，奈安确有缓解药害、促进作物生长的功效，而且见效较快。
实验证明，奈安对作物生长发育安全无害，并可促进作物生产发育，增强其抗药性。奈安与除草剂配合使用不降低除草效果。奈安具有减轻、缓解除草剂副作用的功效，能有效缩短除草剂对作物生长的抑制期，提高产量、改善产品品质。奈安对除草剂药害、灾害的救助效果突出，可作为有关应急救助品。奈安对除草剂残留药害有降解作用，奈安应用技术是实施作物安全换茬、支持作物结构调整的绿色农业技术。鉴于奈安与除草剂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故可称其为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
2012年，我国推广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6000多万亩次，已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治理了2000多万亩次因除草剂残留造成的“癌症田”，实现了农田安全改茬。从2005～2012年，累计为农民挽回损失200多亿元。
党永富说：我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水资源，养活了全世界21%的人口，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我国农业近30年的发展，占有全球9%的耕地，却使用了超过世界总量30%的化肥，看到化肥过量使用很让人担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记载，1978年，我国农业化肥消耗总量只有884万吨；到了2013年，化肥使用量达到6500万吨，平均年增长率6%。化肥使用越来越多，土地却越来越‘瘦’，要想让粮食增产越来越难。这些，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党永富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他介绍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朱兆良博士在2008年土壤学报发表的论文《中国土壤氮素研究》，在总结国内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田化肥氮的去向进行了初步估计：作物吸收35%的氮，挥发11%进入大气污染，表观硝化-反硝化34%污染土壤，造成土壤酸化板结。其中NO排放率为1%、淋洗2%污染地下水、未知去向13%。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术实验与农民实际生产应用差距依然很大。专家的实验田是按照标准施肥，采购品牌质量较好的肥料。但农民存在贪图便宜买质量一般或很差的肥料、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滥施肥的现象。因此，数据所表现的与农民实际应用肥料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差距，农民的施肥实际流失更多、污染更严重。
同时，过量施用化肥，已经造成土壤酸化、板结，大量氮素污染河流、地下水，给粮食可持续增产、食品安全，人类生存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化肥本身就是坏东西，化肥对补充作物营养、提高粮食产量功不可没，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摆脱对它的依赖。
如何解决化肥污染问题？对此，党永富经过认真研究、反复实验，发明出大力士肥料促进剂，新型肥料减量生物技术，并申请了专利，主要是以工程菌长效γ-聚谷氨酸，经液体深层发酵、精制提取得到液体的长效γ-聚谷氨酸，通过阻隔肥料固化，激活残留在土壤内的肥料，实现肥料减量。
党永富研究的成果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2012～2013年，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家分别在河南、山东、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北、江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0多个省份的30多个示范区，在小麦、玉米、大豆、水稻、花生、棉花等作物上做了多项试验，效果明显。据氮肥工业协会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每年肥料使用量已超过6500万吨，按肥料减量30%计算，每年至少可为我国节省肥料1950万吨。
“针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粮食可持续增产、食品安全、人类生存环境安全的问题，解决肥料与除草剂对土壤、水、空气污染的治理已迫在眉睫。”党永富如是说。我国是农业大国，维护粮食安全，确保粮食增产与社会安定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他通过艰苦努力，勤奋工作，认真协调，积极开展除草剂副作用显性药害公益性无偿救助，致力于将研发成果付诸实践。
党永富以个人的力量，对除草剂次生灾害开展公益性无偿救助，从2007年至今在我国累计救助因除草剂副作用造成的显性药害面积800多万亩，不但为农民挽回了粮食损失，而且减少了上万起因除草剂药害引起的农民上访事件。在2007年之前，仅河南省每年药害面积就达上千万亩，目前基本得到了控制。2014年，在黑龙江等省区新治理150万亩因除草剂残留造成的“癌症田”，实现安全改茬，帮助农民从当初的种地赔钱，实现了种地赚钱。
这就是党永富。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通过自己几十年的摸索、试验，研究出了治土保粮“良方”。他的研究成果经过一些地方的实际应用，不仅可缓解土壤污染治理，解决农药重金属残留，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粮食增产、肥料减量起到显著作用。随着他的研究成果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必将为我国粮食安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人中，具有商人属性的男人很稀缺，中国男人大多数还是农民属性
“中国人中具有商人属性的男人很稀缺，大多数中国男人还是农民属性”这一观点有一定观察角度，但过于片面和绝对化，不能简单认定。
思维上：重积累，怕流动。习惯于在熟悉的领域和环境中积累资源，对未知的变化和流动存在恐惧心理。例如，在赚钱方式上，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熟悉的体力式投入，如拼时间、劳力和服务来获取收入，不理解杠杆、资本和交易等概念，认为“买卖赚钱”不道德，差价套利是剥削。
行为上：重苦干，怕博弈。像老黄牛一样拼命干活，不懂得资源交换、利益置换、包装和传播，也不会主动制造合作关系，只会等待机会找上门。比如在职场中，讲究“人好，话少，干活多”，把自己活成一个老黄牛，拼命干，拼命忍，结果老实人永远在背锅，机会永远在别人手里。
决策上：重安稳，怕变化。喜欢攒钱，不喜欢投资，赚了钱第一反应是存起来，买房买车，搞所谓的“保值”，从来不想怎么用钱换时间，用时间换机会，用机会获得新一轮利差。害怕流动、风险和不确定，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风险恰恰是不动。
思维上：洞察局势，放大杠杆，玩资源置换，短时间翻盘，具有非线性跃迁的思维。例如，真正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玩的是势能、结构和流转，钱从别人手里流过来，关系从别人嘴里传出来，机会是自己制造的，而不是天上掉的。
行为上：不做苦力，做杠杆；不等机会，造机会。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动出击，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决策上：不求稳定，求流通；不问公平，问控制；不想努力，想套利。敢于冒险，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控制资源和局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赚钱方面：农民属性的人喜欢做“体力式的投入”，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他们不理解杠杆、资本和交易，总觉得“买卖赚钱”是不道德的，差价套利就是剥削。很多男人表面在创业，实际上不过是换个方式打工，他们有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我辛辛苦苦，为什么赚不到钱？”，这是农民式的困惑。
职场关系方面：农民属性的人讲究“人好，话少，干活多”，把自己活成一个老黄牛，拼命干，拼命忍。他们不懂资源交换，不懂利益置换，不懂包装和传播，更不会主动制造合作关系，只会等机会找上门，结果老实人永远在背锅，机会永远在别人手里。
婚姻方面：农民属性的男人喜欢实打实的付出，如给对方买房，养家糊口，对对方好。但他们不懂情绪价值，不懂博弈，不懂婚姻的本质是长期利益捆绑，以为感情是靠付出换来的，但其实感情是筹码和势能决定的。所以很多男人在婚姻里变得被动，付出一切，到最后换来的是“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是走了？”的困惑。
生活决策方面：农民属性的人喜欢攒钱，不喜欢投资，赚了钱第一反应是存起来，买房买车，搞所谓的“保值”，从来不想怎么用钱换时间，用时间换机会，用机会获得新一轮利差，害怕流动、风险和不确定。
农民属性的人：是“线性成长”，干一年，涨一点工资；干十年，升一级职称。他们喜欢固守，不敢流转；喜欢付出，不敢索取；喜欢按部就班，不敢取巧出奇，结果累死自己，便宜了别人。
商人属性的人：是“非线性跃迁”，能够洞察局势，放大杠杆，玩资源置换，短时间翻盘。他们玩的是势能、结构和流转，钱从别人手里流过来，关系从别人嘴里传出来，机会是自己制造的。
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现代教育，接触到了多元化的思想和观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民思维。例如，现在很多年轻人敢于创业，善于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来开展业务，具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这与传统的农民属性有很大的不同。
个体差异和多样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经历和价值观，不能将所有中国男人都归为同一类属性。即使是在农村地区，也有很多人具有商业头脑和创业精神，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成功。同时，在城市中也有很多具有农民属性的人，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商人属性的潜力。
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现代中国男人在成长过程中，不仅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合，这使得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不能简单地用农民属性或商人属性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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